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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足球投注网」秦岭山里“小香港”

「外国足球投注网」秦岭山里“小香港”

外国足球投注网,1. 我家乡的名字叫“西湖村”

所谓故乡,一般都是回不去的。

正因为回不去,所以回忆起来美好的更加甘甜;苦楚的减轻了味道,变成了酸涩,甚至在时间的发酵下,也酿出了甘甜。

乘坐长途车回老家穿梭在秦岭大山里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感触,无论车子开得多深,爬得多高,马路两旁的沟沟岔岔里总能看到袅袅的炊烟,或者晾晒的衣衫。感觉在这座大山里,每一个沟梁都与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家乡在商洛市洛南县,如果把这种行政表述转换为地理表述可能更有意思些:我的家乡在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的南麓腹地,这里是洛河的源头,也是传说中仓颉造字的地方。

在外地读书时,我的家乡是陕西,现在回西安工作,我的家乡是商洛,但是在商洛绵延的大山里,只有一个两山之间的村庄与我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这个村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西湖村。

之所以叫西湖村,是因为我们村里有个湖,确切的说,是一个水库。与之相对,山那边还有一个村子,叫做东湖村。

这一东一西两个村子,在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是整个商洛市最现代化和繁华的地方,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这里是秦岭山里的小香港。

2. 突然有一天,村里来了20000城里人

1970年代,基于国防建设的原因,许多位于城市的企业都纷纷搬进了利于隐蔽的山里。而秦岭这个天然的地理迷宫当时接纳了许多重要的军工或者军需企业。 听父辈讲,厂子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狼。那时候山里的狼很多,护厂队的精壮青年背着枪,成天在山里打,半年后,周围山里的狼基本就绝迹了。

我所在的村子里,来的4个工厂编号分别为895,853,4310,4320。还有一座医院,编号406,负责为工厂的这几万人提供医疗保障。

秦岭山里的村子,基本上都是沿着两座山之间的峡谷稀稀落落的住着相同姓氏的人,种植着川道里非常狭小的土地,我印象中我们村人均也就几分地。厂子来了以后,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占据了绝大多数好的田地,村民们只能去山上开荒,以维持温饱。

几年后,两个山村里,几百座“现代建筑”拔地而起,有十几层高的厂房,比山还高的烟囱,有沿着山形修建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家属区。

3.村子变成了城市的模样

在很短的时间里,村子变成了城市的模样。

不过村民还是村民还是村民,工人还是工人,大家各自干着自己的活计,相处的倒也融洽。

除了放学时分别从工厂子弟学校和村小学出来的学生迎面碰上时学着电视里古惑仔的样子互相叫骂几句,抑或偶尔发生的混战 。

这可能是当时最明显的城乡冲突。

那个年代,没什么征地补偿的说法,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的农民迫于生计,很快也就学会了靠厂吃厂。

家里养几只鸡,隔几天拿麦秸垫着去工人下班的路上卖,攒一攒也就够娃的学杂费了。诸如此类。

连我们,也会在发大水后在工厂下游的小河沟里捡拾小铁块,换二两梨膏糖吃。

4.工人与农民,界限清晰又互相粘连

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爷爷,甚至在我家门前挖了一个标准泳池大小的池塘养鱼!那个时代没有重型机械,甚至连个小三轮都没有,他们就用镢头和笼一点一点的挖。愣是挖出了一个鱼池,然后养鱼卖给厂里的工人。

借此,也向我的父母和爷爷表达敬意。

大人奋斗的姿态不仅仅能够改善物质生活,也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具有非凡意义的精神力量。

工人与农民就这样身份分隔清晰,但生活互相粘连的共存在这个山洼里。

自然,工厂的到来改变的不仅仅是地貌,他着实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每个周末都会跟着家里人,还有村子里的玩伴带着小马扎去厂里看电影。

电影院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足球场的地方,夜幕降临,头顶就是星星。

银幕非常非常地大,差不多就是从足球场短边的一边延伸到另一边。

白天的时候,银幕藏在一侧高十几米的铁箱子里,晚上放映的时候沿着顶部的铁丝拉开,就变成一块银幕了。

在空寂的山林间支起那般巨大的银幕,现在想想都像是一场先锋艺术,超现实。

每年过年,工厂会用卡车从西安拉回来一卡车一卡车的烟花,就在这山里的星空下放大半夜,一直放,不停地放。

5. 山洼里的魔幻世界

因为这个工厂的到来,我们看到了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的社会景象,连去澡堂子洗澡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以前没见过的,是颠覆想象的事情。更别说小溪里飘起来的避孕套——被懵懂的小朋友拿来当气球玩。

时代造就了这一切发生于现实的魔幻景象,无论是工厂在大山里燃放的烟花,还是倾泄入溪流的避孕套。

当现实魔幻起来的时候,多么离谱的现实,也不觉得魔幻。

现在,每当我跟朋友经过西安市电子二路的陕西省博爱医院时,都会告诉他我是这个医院出生的,而这个医院原来在我们村里。

30年前这个医院在我们村里的时候,楼修的和现在一样高。

6. 村的工人和农民都进西安城了

90年代,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形势都发生了变化,以前藏在山里的军工厂纷纷搬回城市。我们村子里的工厂也不例外。

搬迁的那几年,厂里的工人比我们当地的农民过得还苦。甚至有人家在菜市场捡菜叶子回家吃。

而许多卖菜的,都是当时村里的农民。

工厂在村子里几十年,让村民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也让村民和工人有了错综复杂的联系。所以工厂搬走之后,村里许多人跟着进了西安城,也还跟原来认识的那些人挤在同一片区域——电子城。

工厂刚搬来,家属院还没有修好,工人就和村民一起在附近的村子里租住,村民变成了城里人,工人变成了村民。

后来紧接着是下岗潮,许多工人丢了饭碗,就和认识的村民一起在社会上刨饭吃。

西湖村里的人,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囫囵的搬到了西安,然后努力的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

许多年过去了,我认识的在工厂里的人,他们熬过了那艰难的岁月,过着一般市民的日子。

而我,以及与我同村的那些人,也大多都在西安城安了家,买了房,过着新西安人的小日子。

每逢清明端午,有空闲的村民还会回村里,给老先人烧烧纸,看看祖坟上的树是不是还是歪的。有些年长的工人也会带着孙子辈回到自己曾经挥洒青春的地方,指着一面墙壁印着“毛主席万岁”的青砖小楼说,你妈妈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现在,村里大多数人家都举家搬到了西安或者其它城镇,只剩下三五户年迈的老人,过着和以前一样悠闲的日子,守着生他们长他们的村子。

前些年,村子里有出息的年轻人把城里自己的工厂又搬回了村里,让那些70年代为军工企业修建的厂房里再次发出了机器的轰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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